當前位置: 首頁>理論研究
理論研究
網絡犯罪司法控制效能提升路徑選擇


最高人民檢察院

網絡犯罪研究中心主任 謝鵬程


? 網絡犯罪形勢的變化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務,既要總結和反思以往的規則制定和工作措施的經驗教訓,也要主動適應網絡信息新技術發展和網絡強國戰略要求,完善控制網絡犯罪的規則體系和執法機制,提升控制網絡犯罪的司法能力和實際成效。

? 要從網絡犯罪侵犯的客體的復雜性來認識其社會危害性。網絡犯罪不僅僅是對案件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侵害,還嚴重破壞社會的誠信基石。網絡犯罪波及面大、黑灰產業利益鏈條長,與傳統犯罪互相交織,使其社會危害性大幅增加。

網絡信息技術已經全面融入經濟社會生活。懲治網絡犯罪,保障網絡安全,不僅關系到維護人民群眾利益和社會穩定,而且關系到國家安全和國家主權。近年來,我國司法機關不斷完善相關體制制度機制,加大懲治網絡犯罪的力度,但是,網絡犯罪高發多發的態勢仍然未得到有效遏制。當前,司法機關在控制網絡犯罪方面面臨兩大挑戰:法網雖密,但懲治網絡犯罪的力度尚未形成足夠的威懾;追贓雖多,但返還挽損的情況存在著較大的社會穩定風險。

加大懲治網絡犯罪力度
形成足夠威懾

據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統計,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民規模超過9億,網絡購物用戶規模超過7億,2019年交易規模超過10萬億元。我國連續7年成為全球最大的數字消費市場。我國互聯網快速發展,與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深度融合。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電商+直播”的滲透率迅速提升,帶動了電子商務行業進一步發展。與此同時,在線教育更大范圍地進入了大眾視野,成為互聯網爆發點之一,截至2020年3月,在線教育用戶規模較2018年底增長110.2%,達到了4.23億。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經濟社會穩定運行,廣大人民群眾利益也難以得到保障?!?

懲治網絡犯罪的力度有待加強。2016年至2018年,全國提起公訴的網絡犯罪案件4.8萬起,被告人13萬余名。從對被告人的刑事處罰結果看,被告人量刑普遍為有期徒刑。從刑期來看,被告人被判處三年(不含)以下刑期的,占57.23%;被判處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的,占25.82%;被判處五年至十年有期徒刑的,占10.75%;被判十年(含)以上刑期的,占6.2%。在司法實踐中,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輕刑化現象。導致輕刑化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證據收集不到位,證據運用不充分。有些本應定性為集資詐騙的案件,往往就低認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二是相關立法和司法解釋對網絡犯罪的危害性評價偏低,法定刑偏輕,加上有的辦案人員受輕刑化思潮的影響,量刑傾向于從輕就低,以避免上訴。

遏制網絡犯罪蔓延,形成足夠威懾。從檢察機關辦理網絡犯罪案件的情況來看,案件數量和涉案人數均呈快速增長趨勢。據2020年4月8日最高檢在以“嚴厲打擊網絡犯罪,共同防控網絡風險”為主題的新聞發布會上透露,近年來網絡犯罪蔓延迅速,檢察機關辦理網絡犯罪案件數量逐年大幅上升,年平均增幅達34%以上。2018年至2019年,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網絡犯罪嫌疑人89167人,提起公訴105658人,較前兩年分別上升78.8%和95.1%。其中,利用網絡實施詐騙犯罪的增長勢頭比較突出,2018年占比達到17.61%,同比升幅較大,而且犯罪由單一化向公司化、集團化、鏈條化發展,通過收集個人信息實施精準詐騙的勢頭已經形成。

網絡犯罪蔓延的客觀原因主要在于互聯網絡及其應用場景的快速發展;主觀原因則主要是犯罪的收益大而風險小,隱蔽性強而追訴難。面對如此嚴峻形勢,司法機關必須進一步加大懲治網絡犯罪力度,形成足夠的威懾,才能有效遏制網絡犯罪蔓延態勢。

強化追贓挽損力度
保障社會穩定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網信事業發展必須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作為信息化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人民群眾在信息化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比欢?,在實際社會生活中,各種網絡電信詐騙方式層出不窮,網民上當受騙屢見不鮮,有的損失慘重甚至造成嚴重后果。

網絡詐騙案件高發,且逐年上升。2016年至2018年,全國網絡犯罪案件共涉及258個罪名,其中詐騙案件量占比最高,為31.83%;其次為開設賭場罪,案件量占比為10.45%。在全部詐騙案件中,利用網絡手段實施犯罪的案件約占13.12%,遠超全部刑事案件中網絡犯罪案件的占比(1.54%)。網絡詐騙案件在詐騙案件中占比呈逐年上升趨勢,2017年僅占7.67%,2018年占比達到17.61%,同比升幅也遠超全部刑事案件中網絡犯罪案件占比的升幅。

追贓挽損難度大。網絡犯罪被害人量大面廣,往往損失慘重,追贓挽損難度大。譬如,自2015年起,翟某某入職深圳某公司,負責該公司旗下“某網上商城”的招商推廣。該網上商城的運營模式是投資者以繳納保證金的形式投資網上商鋪,投資1萬元、5萬元、10萬元可以分別獲得一級、二級、三級商鋪會員資格,該商城按每天千分之五返利給投資者,回本之后仍能返利,最多返還本金的2倍就停止返利;同時,投資者還可以通過介紹他人投資該商鋪來獲得獎勵金。2017年10月份起,該商城陸續出現不能返利的情況。2018年12月3日,翟某某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該商城的投資人中報案的共計達354人,其相當數量的投資都無法挽回。再如,在張某某等22人非法經營、開設賭場案中,張某某等人通過搭建“某寶”支付平臺,并通過發展代理線10余條,利用合法的第三方支付平臺賬號,為賭博網站提供賭資接收、轉移的二維碼,在短短的一個月期間內,接收、轉移賭資數額巨大,這些贓款全部無法追回,社會影響惡劣。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犯罪潛伏期較長,發案時涉案資金基本已被消耗殆盡;二是資金去向復雜,涉案資金經多個賬戶被拆分流轉,與其他資產混同,查證難度大;三是地下錢莊等洗錢組織的存在,導致涉案資金流到境外,給追贓挽損工作帶來極大的困難。

網絡犯罪容易引發群體性上訪,息訪息訴難度大。司法機關查的是案,被害人要的是錢,如果追贓挽損不到位,必然造成犯罪收益高、犯罪成本低和受害人滿意度低的“一高兩低”現象。網絡犯罪利用信息技術的便利,涉眾面廣,很多投資人投入大量資金,結果血本無歸,情緒激烈,司法機關接待此類來訪時稍有不慎即可能釀成群體性事件,影響社會穩定。

幾點思考和初步建議

近幾年來,面對網絡犯罪高發多發態勢,尤其是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層出不窮的現狀,最高檢主動擔當,積極作為,單獨或者聯合其他有關部門就網絡犯罪適用法律問題出臺司法解釋多達20余部,完善了打擊網絡犯罪的法律規則;積極參與打擊治理手機“黑卡”、打擊網絡犯罪“黑產”、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等專項工作;先后發布懲治網絡犯罪相關指導性案例9件,特別是2020年3月12日公布的第五批全國檢察機關依法辦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的5個典型案例,對辦理疫情期間的網絡詐騙犯罪案件發揮了及時引導作用。但是,網絡犯罪形勢的變化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務,既要總結和反思以往的規則制定和工作措施的經驗教訓,也要主動適應網絡信息新技術發展和網絡強國戰略,完善控制網絡犯罪的規則體系和執法機制,提升控制網絡犯罪的司法能力和實際成效。

(一)要進一步認識網絡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首先,要從網絡強國的戰略高度來認識維護網絡安全的重要性。一方面,網絡空間成為國家繼陸、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疆域,保障網絡空間安全就是保障國家主權。另一方面,網信事業代表著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發展方向,信息化為中華民族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我國互聯網基礎設施加快建設,數字經濟蓬勃發展,迫切需要增強網絡安全保障能力。司法機關承擔著懲治網絡犯罪、維護網絡安全的重大責任。其次,要從網絡犯罪侵犯的客體的復雜性來認識其社會危害性。網絡犯罪不僅僅是對案件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侵害,還嚴重破壞社會的誠信基石,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交互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虛擬、線上、快捷、背靠背成為其顯著特點。網絡犯罪波及面大、黑灰產業利益鏈條長,與傳統犯罪互相交織,使其社會危害性大幅增加。

(二)要建立健全司法機關與網絡企業之間的協查機制。司法機關與網絡企業之間的協查機制直接關系打擊犯罪和追贓挽損的成效。從目前的情況看,某電商平臺是配合司法機關協查做得最好的平臺。公安部門通過網安協作和點對點通道兩種方式發起調證,已實現“調證不去人”的集約模式,一套常規調證,從公安部門上傳、平臺審核至郵寄反饋,可以在10天內完成。相反地,以社交平臺為主的某公司目前調證最繁瑣,數據標簽最少。其主要問題:一是調證流程繁瑣。偵查機關需要向當地網安支隊上傳調證手續,待手續流轉至該公司所在地網安后,由兩名民警帶紙質材料前往該公司手工錄入查詢信息并留存紙質調證手續。二是反饋速度慢。通常從上傳至郵寄反饋,正常的查詢需要1至2個月的時間,嚴重制約了偵查辦案。三是數據無法直接使用。平臺的流水信息是一串無法識別身份的數字和英文字母的組合,需要再次提交對單賬號查詢,通過網安部門查詢翻譯才能知曉具體身份信息。另外,某些非直營類電商平臺成為了知識產權類犯罪的新高地。這些平臺往往打著保護知識產權的旗號,通過“半作為”為犯罪團伙提供平臺服務??傮w上說,某電商平臺系以外的電商平臺都亟待建立和完善司法協查機制。

(三)要反思和強化網絡犯罪的刑事規制體系?,F行的網絡犯罪刑事規制體系雖然規則嚴密,體系完整,但是從司法實踐來看,仍然不適應遏制網絡犯罪蔓延要求,不足以震懾和遏制網絡犯罪,追贓挽損的力度也有待進一步加大,以保障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和社會穩定。我們應當反思近年來有關網絡犯罪的立法、司法解釋和司法政策,采取加大懲治網絡犯罪和追贓挽損力度的措施。

分享到:
吉林省長安網

主辦單位: 中共吉林省委政法委員會 吉ICP備10201797號-3

福建快三

頂部